不插管、不抢救，最后一刻自己说了算

“如果我罹患末期疾病，我的指令是——不得对我施行心肺复苏术，或任何形式的维持生命治疗。” “如果我处于持续植物人状态，我的指令是……” 2026年7月31日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法例《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正式生效。这意味着，在特定的生命晚期状况下，香港人可以拒绝接受延缓死亡的医疗措施，执行“不抢救”决定的医护人员也受到法律保护。 香港政府表示，政策目标是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优质而全面的晚期照顾服务，确保病人能够得到适切的临终关照，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无须承受无效、无意义的治疗，保持尊严地走完人生旅程 允许病人在生命末期拒绝心肺复苏、插管或输血等延缓死亡的医疗措施，在许多人眼里与“安乐死”相近。香港特区政府反复强调，安乐死在香港是违法的。而香港颁布《条例》的目的，是“确保病人得到适切的临终照顾，保持尊严地走完临终旅程”。 在内地，类似的医疗决定叫“生前预嘱”。2022年6月，新修订的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第78条首次对生前预嘱作出规定。这是我国城市首次在立法层面承认生前预嘱的法律效力。 2022年6月，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颁布，其中第78条首次对生前预嘱作出规定 地方条例开创了先河，大量社会讨论与伦理争议也随之而来。 法律允许末期病人不被抢救，但如何判定一个人处于生命终末期呢？医学挽救生命的边界在哪里？一个在鬼门关面前经过的人，对于求生还是求死的意愿，是否随时可能改变？ 三年前，深圳地方条例颁布后，中南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许中缘公开撰文指出，“生前预嘱作为自我处理生命权的方式，一定程度上有违法律的基本价值。行使的限度、适用的情形仍需慎重考量”。 三年后，许中缘告诉南风窗，当前，推广生前预嘱最大的社会阻碍，根植于传统孝道文化与现代医道、生命伦理的观念冲突。而香港的立法通过顶层和制度创新，将各方利益很好地平衡起来，“用刚性制度纠正了‘只要活着就是尽孝’的片面认知”。 人如何获得“好死”，这不仅是医学问题，也是一个人对于生命与死亡的本质思考。它同时关乎着，一个社会如何用系统的设计和安排，正视人的临终质量，用有益、尊重的方式对待弱势的末期病人。 人生落幕时 香港特区政府在官网解释道，制定政策的目的，是“让他们在生命最后阶段无须承受无效、无意义的治疗”。 在解释《条例》的意义时，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称，“生老病死是自然的规律，有生必有死，能够善生至善终是中国人对人生美好的一个希望”。 新生效的《条例》基于“慎入易出”的原则，允许患有严重而不可逆转疾病的成年病人，在有精神能力时预先签订医疗指示（即生前预嘱）。 这一“指示”，可以表明自己一旦丧失精神能力，希望拒绝的维持生命治疗手段。末期患者可以拒绝的治疗手段包括：心肺复苏、上呼吸机、输注血液制品、给予抗生素、通过导管喂食物或液体等。 但是，这类生前预嘱不允许病人拒绝基本照顾以及舒缓治疗，例如向病人口腔喂食——这与积极安乐死显著区分开。 尽管如此，签订生前预嘱时，人依然需要谨慎。《条例》规定，有精神自决能力的成年人签订时，需要有两名见证人做见证，其中一名必须是医生，另一名是与病人无利益关系的成年人。 《条例》中的预设医疗指示标准表格和不作心肺复苏命令的订明表格 与此同时，《条例》的颁布也与香港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。“香港人口的加速老化现象，令改善晚期照顾服务变得必要。” 类似的趋势在21世纪初的日本已经出现。重度老龄化的日本社会流行讨论，人如何居家临终以及“自然死”。 日本社会学家、作家上野千鹤子在《一个人最后的旅程》中指出，这些年来，颠覆传统的临终方式在日本层出不穷，主要是因为，日本人的死亡方式发生了改变。 她分析，进入超高龄社会以后，死变得缓慢且可以预期。这时，人慢慢地变得虚弱，无法站立，卧床不起，之后因为不能进食而处于饥饿状态。如果不使用鼻饲管等导管进行喂食，人连水也不能喝时，就进入了脱水状态。不久，他/她会呼吸困难，最后咽气。 此时，对于超高龄患者而言，插管、抗生素等维持性命的医疗措施只是推后了死亡的到来，无法起到挽救生命的作用。许多人转而想要放弃徒增痛苦和金钱压力的治疗，换取尽量舒适、自然和有尊严的离世方式。日本社会因此热烈讨论安宁疗护或者尊严死。 承认“临终意愿” 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副会长、知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智华告诉南风窗，对中国人而言，签订生前预嘱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，“让患者和家属感到心安”。 她在现实里接触过一些案例，与临终前的决定有关。例如，有患者成为植物人，失去意识，终日躺在ICU里，此时的家属总会面临金钱、伦理等多重选择困境。 是否坚持使用呼吸机等方式为他维持性命？如果亲人屡次生命垂危，是否要想尽办法抢救？怎样的选择才是患者想要的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。 “生前预嘱的意义便是，让每个人都提前思考，我想过什么样的人生